11月13日，阿里巴巴无惧香港乱局，正式向香港证券交易所提交初步招股文件，事隔六年后再次启动香港上市大计。阿里这次以香港作为第二上市地，对香港而言无疑是失而复得，如果香港把握住2013年的机会，阿里早已是香港上市公司，无论对香港的库房收入和金融发展都有很大帮助。香港金融市场本就具备吸引力，但每次都将机会白白送走，国际金融中心这个金字招牌还能挂多久？

2013年阿里巴巴曾尝试在港上市，但其公司股权结构与香港的证监条例不相容。阿里等科创公司成立早期都很依赖其他金主巨额投资。由于持股比例与出资比例有正关系，这类公司大部分的股权都在一些出资公司身上，而创立公司并实际发展与营运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其实不多。这些创始人为了能在持股比例低的情况下仍能控制公司决定权，创造出了同股不同权结构。简言之，就是有些股东持股量少，但有决定权；有些股东持股量无论多少，也不一定有决定权。

不少新的科创公司都有如此的安排，目的是更有效分配好资金与创业者才干的角色。但这个规定与香港当时的证监条例不符。2013年阿里巴巴来港上市时，整理了新方案合伙人制度，但还是与香港证监没能达成协议，却在第二年于美国上市。阿里到港上市未果，很多人就觉得吃了大亏，香港政府与证监会白白将如此有巨大潜力的公司拱手相让。

阿里巴巴去年在美国交易金额约8450亿美元（约65910亿港元）。如果阿里转到香港上市，香港只是征收交易费用0.1%的印花税，也可以带来近66亿港元收入。当然，美国股市因为受到美国投资机构长期部署，交易量总比香港上市高得多，在香港上市的交易量必然不及在美国上市。但以与阿里巴巴同等份量且在香港上市的腾讯作估算，去年的交易金额也达到24700亿港元，假设阿里巴巴与此相同，每年带来的印花税至少24.7亿港元。这还不包括其衍生产品所带来的经济效应，创造的工作职位等。

诚然，香港证监会有责任保障投资者利益，如果这样的股权结构造成系统投资风险，证监当然不可能为了利益而弃投资者及香港金融健康于不顾。不过，2014年阿里巴巴成功在纽约上市，难道是美国的证监机构看不到风险？还是只是香港的证监机构守住固化条文而错失机会？

讽刺的是，香港证监会于2015年发表咨询文件时，还在警告同股不同权结构违反公平和高透明度的核心原则，有损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。2018年却作出改变，接受同股不同权。近来在港上市的不少科创股，包括交投炙热的小米、美团等等，都是以同股不同权方式上市。

上月底，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欧达礼在证监会30周年酒会演说中爆料，曾有一家非常重要且有影响力的公司，向证监会施压，要求证监会更改一些重要的投资者保护规则。市场普遍相信，这番话几乎可以肯定就是指阿里巴巴。若其猜测属实，欧达礼所说也离不开有关同股不同权争议。

我并非想偏袒阿里，值得思考的是，六年前证监会硬气，为何六年后阿里同样以同股不同权方式又可以上市呢？到底是同股不同权这几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，突然变得可靠，还是香港意识到慢人一步错失良机？

欧达礼的发言，似乎还影射了有人在阿里上市过程有过干预。这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，到底阿里上市背后的决定，该由谁做主？在金融市场发展上证监会的角色与政府角色到底如何分？就事理而言，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，金融业可是香港经济命脉，按香港需要制定政策方向当然正确，不能简单理解为干预。

《证券及期货条例》明言，证监会的职能及权力是应财政司司长的任何要求，采取与证券期货业有关的适当步骤，以协助维持香港在金融方面的稳定性。既然本身财政司司长就有权要求证监会做事，又何来干预。

规划金融市场发展是政策问题，是香港政府的责任；证监会则负责实际监管和建议角色。阿里巴巴之前香港上市失败，并不只是金融市场损失，而是反映了香港政府决策欠缺果断前瞻，看不清新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趋势。

阿里巴巴重返香港，不知道香港真正抓住这波机会呢？我们拭目以待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