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五年票据市场中的暴雷事件
2018年7月：宝塔财务公司发布公告称宝塔票据已不能如期兑付
2019年5月：银保监会发出通知对包商银行进行接管
2021年3月：恒大商票开始出现大面积逾期
Take control of who you are音频：00:0004:06
在历次金融风险事件中，莫不是无征兆的“突发”，继而是顷刻间的“暴雷”，然后是一众市场人士在恐慌和焦灼中观望着“施策措施”和“阶段走向”。
决策层同样面临着困境一方面是各决策主体在目标导向、介入方式、权责范围等方面不尽一致，于是就面临着央地之间、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；另一方面是在介入时机、处置方式、资金来源等方面存在市场化和行政化、自由裁量和依法行政之间的矛盾。
所以
为了让市场有预期、权益有保障、行政有依据，近两年来国家对金融领域开展了密集的修法、立法工作，并以此带来了金融市场的深度转型和金融秩序的由乱而治。
2018年四月《资管新规》出台意在治理“非标”，打破“刚兑”，并安排了两年的过渡期（后延长一年至2021年底），2022年过渡期截止，过去所谓的“保本收益、刚性兑付”已然一去不返。
2019年以来，各地开始密集出台地方性的金融监管法规截止2020年底，先后已有八个省、市、自治区制定了地方性的金融监管条例，规范了地方金融监管权力的运行。
2021年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》实施正式废止了1998年颁行的《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》，并且明确了央地之间在处理非法集资事项上的权力分工。
同年，人民银行会同有关方面研究起草了《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目前已完成意见征集，正在最后的酝酿阶段。
2022年
2022年4月6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正式提出（以下“征求意见稿”），进入征求意见阶段。该部法律是近年来立法层级最高、也是最为提纲挈领的金融监管规范。
一、明确监管架构 压实各方权责
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“一行三会”监管框架的形成，以及金融领域“分业经营、分业监管”格局的确立；并且随着地方金融风险的减弱，中央开始逐步放松对地方政府的金融约束，将部分金融发展权下放给地方，确立起“央主地辅”的二层监管体系。
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，在“四万亿”计划的背景下，中央开始向地方政府大幅下放融资权力，致使地方融资平台激增，地方财政也开始迅速金融化。同时，大规模金控集团的相继诞生也冲击了“分业经营”原则，带来风险的外溢和交叉感染。
因此，当前迫切需要对“分业监管”进行补强，改变各部门间各自为政、职责割裂、缺乏统筹等问题。
“征求意见稿”在明确各方权力，压实各方责任的基础上，力图构建起“三层双峰”的金融监管体制，即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，中央金融监管机构，地方监管部门为“三层”；以审慎监管机构和行为监管机构为“双峰”。
以此加强金融稳定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。凭全方位全过程全链条的监管覆盖来避免监管真空。
二、防范处置并重 强调“早期纠正”
诸多金融风险事件中看似突发，实则都源于公司治理的长期失效和经营模式的累积隐患。而市场主体或立足于短期主义，或沉迷于击鼓传花，或依赖于国家兜底，无不是在坐视风险做大。
所以，“征求意见稿”延续了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》的思路，强调风险防范与风险处置并重，特别是要求地方监管部门和垂直监管部门（银保监、证监部门）全程监测、及时甄别、早期介入、主动化解各类金融风险和风险征兆，并明确了各部门的早期纠正措施。
同时，“征求意见稿”对于地方政府的职责规定较为宽泛，列举了维稳措施，强调其属地责任，这对于各地制定自己的地方性法规预留了空间，应由区域性的金融监管条例来规范地方金融监管机关的具体权责。
三、建立保障基金 筑牢最后防线
“征求意见稿”首次提出要建立国家层面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，由顶层监管机构——国家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筹管理。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要求在穷尽一切处置手段仍无法克服时才可动用，是金融风险处置的的终极手段，也是国家金融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。
金融稳定保障基金作为公共性的保障资金，与既有的存款保险基金和行业保障基金双层运行、协同配合，其具体的筹集、管理和使用方式还有待国务院出台进一步的细化规定。
四、明确处置顺位 市场手段优先
“征求意见稿”明确了各种处置方案的运用顺位，即明确了何种机关应在何种阶段以何种方式介入处置，以避免过去曾出现的因处置方案不清而造成的市场预期不明，也避免了因预期不明而可能造成的社会恐慌和风险蔓延。
在处置顺位上，强调市场化手段优先，被处置机构应先采取自救措施，以市场化的手段寻求外部资金，积极自力纾困化险。
穷尽市场化手段后，才可运用行政监管措施，采取行政接管、整体转移、地方资源介入等手段，并且新增过桥银行等新兴处置工具，同时发挥存款保险基金、行业保障基金的资金平台作用。并在穷尽各种手段后，以金融稳定保障基金作为最终的兜底工具。
